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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宏观审慎政策在中国的运用

 

    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强调一下。一个问题宏观审慎政策谈了很多,我们应该注意它两个视角或者两个纬度,一个纵向纬度和一个横向纬度。横向纬度讲的是截面上的情况,各个机构之间,各个市场之间,机构和市场之间,产品和产品之间的关联性。那么纵向纬度是周期角度来看,金融稳定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讲的是这样的事情。着眼于纵向当然要注意周期,注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如果你着眼于横向,你的重点一定是要找到所谓系统重要性机构,谁更重要,抓住龙头横向就没问题了。

  在纵向视角上,着眼点在于宏观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上对金融结构的监管标准,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具体监管工具,包括动态资本要求,差别准备金率,杠杆率要求,流动性要求,信用评级的调整等等,但它的难点在于什么?难点在于宏观经济形式与系统风险状况如何评估。你说要如何如何,你基于经济下滑的评估,这个你能不能保障,不能保障,就差之毫厘就失之万里了,那么横向的视角就强化系统增长性机构的稳健性,那么就强调资本金、拨备,但是难点在于系统增长机构的筛选和确认。我记得小川行长曾经说,要说系统增长性,中国一刀切在交通银行(4.55,-0.07,-1.52%)上,往上系统增长性,往下系统不重要性。后来有人说再往下,下到信用社,那才系统重要性,真出事了,因为上面不会出事,出事了有国家财政顶着,往下出事没人给钱。这个还有一个变息的问题。

  另外一个在讲宏观审慎政策的时候,也还有一个规则和相机决策的操作范畴的选择。就是靠一套机制,还是靠人的判断,相机决策这也是争论。现在其实都是相机决策,规则非常的完美,在逻辑上比较一致,但问题就是说规则很难确定,因为规则的确定要基于对很多基本面的判断。我们说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是一个规则。我们讲货币主义的时候,最成功的试验,就是美国80年代。但是按照弗里德曼的设计,规则精确到什么位数,其实你要看他的执行政策不是这样的,他只不过说坚持这个东西重要。所以无论是规则还是相机规则都有它的缺陷,我本身倾向要有规则,但是不要固着有规则,但是一定要有规则,要有一些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的话,那就随便你搞了,那挤近于人制了。如果做类比的话,规则是法制的而相机规则就是人制。

  我们前面讲了规则和内在稳定期,以及纵向和横向的视角,我们确定这样的视角回头一观察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注意横向所以天天讲系统重要性,欧洲注意纵向,注意经济周期的影响,更注意实体经济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注重实体经济的波动和金融稳定的相关关系,这个方面的,比如说金融体系的差别,会决定宏观审慎政策的重点。我们做这些分别,它整个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它的纵向横向观点所依赖金融体系的特点,规则和相机决策等等,我们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之后,就可以要到我们中国了,我们在接受这一部分之前,我们做一个概括性的评论。

  我们按照目标和工具的不同,给出四个组合,宏观目标宏观工具,宏观目标微观工具,微观目标宏观工具这是一个组合。组合大家看下来,宏观目标宏观工具,其实是宏观经济政策,微观目标微观工具是微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政策,只有中间这两个东西是宏观审慎管理,如果是这样那么宏观审慎是没有创新的,就给它组合了一下。这使得宏观审慎政策多少有点新瓶装旧酒的味道,而且直接威胁了这一概念未来发展的前景,就是我们不一定很看好。

  后面是我们的概括,就是在实施微观审慎的政策的时候要有宏观的视野,要高度关注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的深刻理解,并高度关注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这恐怕是微观审慎政策真正可以确认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套体系,全世界都在讨论,有没有理论,没有,没有自己独有的理论,凯恩斯革命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古典经济学确认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现实中不存在,只是一般情况的特例,然后他说宏观情况是什么。蜜蜂的寓言告诉我们节减对个人是好的,对于整个经济是坏的,它有这样的东西。宏观审慎没有说出来什么有别于微观,有很大区别的东西,特别是没有理论,此其一。

  其二工具呢,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出来,总需求管理,财政赤字是好的,公然宣称这个东西,有他的理论,并且有政策,需求管理,需求最重要。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最重要的,需求的多寡,决定了GDP的多寡,不是供应,古典经济学讲的是怎么加大生产,怎么提高生产率,现在经济学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生产出来就行了,生产出来还要有消费。然后说到投资和储蓄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储蓄决定投资,有多少储蓄才能有多少投资。凯恩斯说不对,投资决定储蓄,这个等式应该从右往左读。他有一套体系,有一套相应的政策主张,我们没有独有的工具,搞来搞去还是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差别准备金率,微观的方法,今天对欧法,明天用什么方法,那些东西小小不严,称不上革命性的变化,称不上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真正能确定的,实施微观审慎监管的时候,要有宏观视野,要注意宏观效果,那么货币政策要注意微观结构,注意传导机制,这个是可以确认的东西。

  因此真正要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是在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消费者保护之间建立稳定的协调机制。所以落在制度变化上,制度安排上是协调机制问题,我自己研究下来,宏观审慎,就是这段话,是他的要点,所以基于我们前面讲的,它没有独有的理论、工具,只是角度不同,而具体的落实,要想使角度放开,就必须这几个,原先独立的,不同部门执行的东西,统一起来,协调起来,所以宏观审慎的问题最后是一个体制变化的问题,协调机制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宏观审慎用于中国,我们就好说,我觉得三条,第一条对于中国来说,纵向的视野是最重要,横向的视野不重要,不要试图论证谁是系统重要性,都重要,也都不重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重要,你看大机构哪个不是zf全资的或者控股的能倒闭,能传染?都一个老板怎么能让它传染,什么地方银行那是地方zf都是老板,从上到下老板都是zf,所以中国不存在这种问题。

  我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观察中国有好几个事情,有潜在的担保,产权上有保护,另外一个我们考察中国作为一个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中国是净资产的国家,我们的资产远远大于我们的负债,我们能拿得起,所以对这个事情,系统重要性传染的问题,中国传染的机制是不重要的,但是中国重要的是,经济不能波动,不波动就出不良资产,一出不良资产,全部都是不良资产,都出问题。所以在中国来说,纵向更重要,一说纵向不是监管的问题,是宏观政策的问题了。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任务的中国,一方面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用传统的方法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势头。我们会讨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很多人义愤填膺的非常激愤的说,GDP指标,你试试没有GDP,中国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还是这种状况。它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割舍,不是简单的乌纱帽的问题,因为没有GDP什么都没了,水落而石出,中国这个阶段还需要有GDP,讲到宏观审慎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GDP,8%,9%,不要下的太多,下了多就不行了,太高了也不好,需要有五到十年,把我们体制机制性的重大的问题解决掉,我们才能容忍GDP稍微下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人争论,7%,6%,你试一试7%,6%谁都揭不了锅。在中国目前这种很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宏观审慎政策对上述风险进行抑制化减。当然如果我们基本能(匀平)经济周期,不要有大上大下的时候,这时候才辅助于那些措施,我们大概就没什么问题,我们目前渴望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每年都是四行,BS,基金他们来采访,来中国磋商来找我,我都会给他们讲这个道理,我说中国是实体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加是第一位的,这个基本上能做得到,所以中国金融没风险。来了之后听说中国融资平台,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房地产不知道有多大的问题,觉得中国第二波美国的次贷危机,后来一个一个都皱着眉头我们对中国很担忧,我说不要担忧,我说经济8%下不去,你就不要担忧,而这种状况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都会有。

  第二个,讲宏观审慎我们缺乏一些基础工具,刚刚讲了宏观审慎工具用的是微观审慎的工具,而我们微观审慎的工具就不具备,因此我们还有个补课问题。没有利率市场化,利率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汇率不市场化,汇率类的工具就不能使用,法定准备金20%几,市场就不能发挥作用了,法定准备金率支付利息,于是准备金制度就不能够发挥作用等等等等这些基本的缺陷我们要克服。更何况我们强于行政调控的这样的一些机制,信贷分配,一个星期给报一次,有这种东西,谈不上什么宏观审慎的管理,有时候还说,你看我们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我说你别唬我们,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灌以社会主义名义,你不搞市场经济,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重要的问题在金融主体对于市场化信号不敏感的情况下,通过微观监管手段来实现宏观目标可能是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应用的重要领域,对宏观信号不蛮敏感,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机构进行管理,来实现宏观目标,还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实际,一般的道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你要考虑中国有什么样的特殊性,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要共同富裕,国有经济主体等等,这是我们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我们的风险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保持这个特点,我们的风险和发达经济体也不一样。

  第三还是真正能做到,应该做到,体制应该变化。我们觉得规则修订,新方法的引进不存在重大的障碍,我们现在中国已经直接参加这些方法的讨论,用起来很快,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必须不断的学要不然就搞不清楚了。问题主要是机构协调机制的设定,我们中国2003年形成了一行三会,提高了货币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的水平,以及监管水平,但是至今没有监管协调,大家注意看没有几个协调,没有监管协调,没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顺差协调,三层协调,三层协调都缺位,是我们最明确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是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确立。因此我们需要有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做出体制的安排。也是三个层面。

  一监管当局的协调,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功能监管体制的建立,及监管规则的统一,每个词后面都有一大套概念也是一套理论,功能监管和我们现在机构监管不一样。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原则监管,现在发展到原则监管。以及监管规则的统一,相同的机构一定要有同样的规则,不能说在不同的监管部门那里,就得到不同的要求。在这儿可批那不可不行。

  第二层面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协调,重要的是两个,一总量政策协调,因为现在监管有时候会设计总量,比如说贷款总额是总量的问题,就上升到总量了,更多的是总量和结构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宏观的政策,总量的政策,而金融监管是微观的结构性的政策,这两个政策要协调。

  第三是监管当局、货币当局、财政当局与发改委当局的协调,这是中国的特色,在别的国家货币当局财政当局,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是发展政策,及其战略的协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问题,金融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协调。所以在中国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看起来需要再次用改革的精神进行体制变化,要改革和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综合协调。zf和十二五规划中,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需要有顶层设计。当说我们要顶层设计的时候,肯定是没做好,我们下面要把它做好,做好了我们的协调机制恩就建立了,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一定会好于别的国家,因为我们好多基础条件比别的国家好,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在理论的进展上,不会比外国差,所以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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